“戊戌变法”幕后的真正杀手不是袁世凯，而是 “只知为利顺势，不知为民逆势”

杨颂伐

《“戊戌变法”幕后的真正杀手不是袁世凯，而是 “只知为利顺势，不知为民逆势”的一代“滑儒”徐世昌！》                 

  -------杨颂伐            

徐世昌，1855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晚年又号水竹都人、东海居士等。徐世昌幼年丧父，母教甚严。虽家境贫困，典当以延师教子，并自督课，且重德育。徐世昌回忆说：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宁可将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人见其孤苦，劝其依一县令亲戚，徐母曰：“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徐世昌16岁时开始课人兼自学，以经营薪米
　　17岁因善书小楷，随叔祖父充县衙文案及家庭塾师
　　18岁为某知府治函札兼会计，以文会友
　　24岁为准宁县知事治
　　理文牍，遇袁世凯，一见倾心。
　　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即赠银两百两，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并同时中举；四年之后，世昌又中进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援编修。张之洞（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李鸿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其师长。编修为七品官，俸银甚少，生活清苦。人劝其外放知州、县，未从。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层勿州迁亡优势。
　　然而徐世昌在翰林一住9年，未办过一次学差、试官之类有利之事；但他极有耐心毅力，一面积极结交，疏通上下，一面勤苦读书，关心时事，作好各方面准备，以待时机。翰林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为科场尖子而设的最高机构，凡以科举进身之文士，无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见宠于大学士李鸿藻，李认为徐“虚矫过人”，而不是发达。但徐世昌向李介绍袁世凯，通过李鸿藻，袁为李鸿章所常识，向朝延推荐他督练新军，却成为袁发展的起点，同时也成为徐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终于有了转机，袁世凯向清延奏请徐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兼参谋长），徐欣然就任。虽然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徐却毅然离开翰林院，全力以赴，总揽全军文案并参与机密，袁不在时且代理其职。从此成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凯即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与陈奎龙负责查办。徐与陈为同榜进士，私交甚笃，乃为袁说项，得以“乞恩姑从免议”，使一场弥天大祸消弥于无形，袁自是对徐感恩不尽。徐世昌在小站练兵工作虽只两年多，但他一来受到袁的高度信任与尊重，言听计从，称之为兄；二来是翰林出身，受到将领的尊重，皆称之为师；三来工作勤奋，自学军事及英语，先后编写了《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以新传统筹全军训练及教育，成绩卓着，声望很高，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军队中仅次于袁世凯的地位，也达到了“以文修武、以军功进身”之目的。小站练兵，是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设。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后来的“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皆是从小站新军中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徐与袁一样，有政治野心、在翰林院时曾因甲午战败，与数十名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值戊戌变法，徐、袁都参与了维新运动。但在关键时刻，当新旧势力交锋、维新势力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时，袁却听信了“军师”徐大哥之言：“旁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袁很现实地选择了趋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红了顶戴花翎，从此深受后党恩宠，平步青云。
袁世凯之恶在于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十分险恶卑劣，故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袁世凯固然是直接屠杀维新志士的刽子手，幕后高参徐世昌更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正是：

     食物宁毁免助贪、交友首先看人品。

     贤母用心真良苦、从小培本德育抓。

     江山易改性难易、才学徒长狡诈智。

     为民变法何惧死？昧心图利顺势倒。

     一代滑儒徐世昌，九泉何颜见娘亲！？

      纵然益民千万件，不及此时换天功。